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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恩师振伯

写下这个题目，觉得时光仍然定格在50年前，我认识振伯整整50年了。

一、初识振伯

认识振伯是在1964年的夏天，我在梅县三乡中和学校读四年级。学校组织全校高年级同学“重走长征路”，分别将10多公里的山路溪流命名为:湘江、遵义、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雪山、草地、腊子口，终点是延安。中午时分，我们来到四坑水口的“雪山”休整。吃完饭以后，校长一声哨响，我们的“部队”100多人集中在树林中间一块小平地上。小平地一块大石头上，站着一个30多岁，满面笑容的叔叔。陈晨光校长介绍说，这是回乡探亲的辽宁省作家廖振同志，请他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对廖振这个名字，我如雷贯耳，因为他是当年赫赫大名的“边纵”解放军小鬼班的班长，当地黄泥坑人。我以前就读过他写的《战斗的少年时代》，听说是全国影响很大的儿童读物，也是大人爱读的革命斗争回忆录。里面都是真人真事，小鬼班里有好几个人都是我们村的，而且我都认识他们。廖振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大英雄，现在见到了这个大英雄，又是一个顶顶有名的作家，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特别是我，跟他还是亲戚，久闻大名，这才第一次见到真人。

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他老是在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我的印象很深，他抽烟，会在烟盒子上顿几下，然后说“同学们，不好意思哦，我的烟瘾很大的哟”，点着后，边抽烟边讲故事。他讲的故事有“小鬼班捅马蜂窝”啊，“小战士行军落水”啊，“马头山缴重机枪”啊，还有“冯金牺牲”啊。后来小鬼班出来的人有当空军的，有当海军的，有当医生的，有当作家的。我们崇拜得不得了，心想为什么我们不生在那个时代呢，要是生在那个时代，我们肯定也去当小鬼班里的解放军，现在肯定也是社会的栋梁材了，羡慕至极。

二、教我读书

“长征”结束后，我来到黄泥坑的大姐家，她嫁在廖家，是廖振的弟媳。大姐向正在与乡亲们座谈的二哥介绍我。按当地客家民俗，我跟着外甥叫他“振伯”。他是一个很和气的人，问了我的姓名和学习情况，摸着我的头说：听你姐说你的理想是当作家，作文经常“贴堂”。你的校长陈晨光是我的同学，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跟着他好好学习，以后一定能当上作家。

得到振伯的鼓励，如同醍醐贯顶，从此种下了作家的慧根，每次写作文都能得到全班最高分。陈校长经常叫我在全校同学面前念作文，成为一个优秀学生，四年级就挂上了三道杠——少先队副大队长。

1973年，振伯从辽宁作家协会调回梅县地区文化局。那时我已经在《梅江报》上发表过山歌作品了。他家住在地委内所，只有二间房子。我是一个大山里的小青年，也不怕麻烦人家，经常上梅城住在他家，跟小廖武挤一个床，吃饭还不交粮票。尽管如此，振伯一家还是热情地接待我。我每次来都带一批所谓的“作品”来请教他。少年时节不知天高地厚，读了王致远的长篇叙事诗《胡桃坡》，也想写长篇叙事诗。记得是以村里一个老贫农、林场场长为原型，还写出了200多行。送到振伯手里时，说他写诗是外行，叫黄火兴同志给你看看。第二天把我带到文化局介绍给黄火兴同志。“火叔”很快看完我的作品，非常认真地跟我谈了一个上午关于写诗的要点。下午振伯也抽空看了我的稿子，指出了初学写作人的致命通病——“空洞”。晚上他跟我说:做人要虚心，但作品要充实，主题要突出，情节要充实，注重细节描写，反正把他写作的秘诀全教给我了。从此后，我写的东西特别注重“实”。

三、教我做人

振伯经常请假“躲”在乡下写作，尤其是他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他最喜欢的有两个地方，一是老家黄泥坑；二是大埔县银江的坪上和长田坝。我猜他喜欢这两个地方的主要原因:接地气，与熟悉的环境和人在一起，更有创作灵感。还有一个原因应当是:回老家有我当联络员；在大埔有个老战友黄梅婆和另一个业余作者房伟清。

他有个习惯，只在白天写作，晚上与乡亲们闲聊，收集创作素材。而最喜欢的是晚上出去打猎。他有一枝从辽宁带回来的双筒猎枪，是齐齐哈尔兵工厂生产的名牌枪。他在老家时，我只要晚上没事，就会走3公里山路到黄泥坑跟他去打猎，去放鼠夹、下鸟套。把打来和套来的野味与乡亲们分享，多的时候也晒成肉干带回梅城分送给同事。他住在大埔时，我也经常会抽空晚上走10多公里山路去陪他打猎，听他讲生活的感受。他从不会刻意在我面前摆大作家的谱，没有一句大道理，只用他平实的语言和行为，过他那不平凡的生活，影响着我。可以说那时我是他在乡下的影子，那里有他就有我。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先后写出了中、长篇《石头娃子》、《送盐》、《香蕉村的黎明》、《游击区的小猎人》、《猎人的爱情》、《敌后少年军》、《天猎》等一批好作品。

就凭着这样的关系，在普通人想来我应该得到他的关照吧。1976年，广东省在每个公社建立文化站。我当时是大队干部，宣传队长，还在地区和县的刊物上发表过几十篇文艺作品。按省里文化站专干的选拔条件，在全公社我是最佳人选，县文化馆也向当地党委推荐过我，我想这事应当是三个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为了稳妥，我特地跑到地区文化局找到振伯，期期艾艾地说出想请他写一张条子给公社书记，这个书记也是他的好朋友。谁知他很久没有说话，我临走前他说了一句:是你的会属于你，我不能违反原则写这个条子。我只能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家。那时什么事都要“走后门”，我没有振伯为我开后门，这个职位最后被别人走后门占了。全公社的文化人都为这事愤愤不平。当时我正在读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头有一个卞福尔主教，是个正直到不近人情的人，我心里将振伯比作是“卞福尔”，怨他不近人情。所幸不久，那个文化专干选择更好的工作走了，公社才调我任文化专干。

1984年，我创办了全省第一个具有法人身份的乡镇民间文化社团——三乡诗文社和综合性刊物《山稔花》。振伯大力支持我，先后给我写了十多封信，指导我办好社团，还以地区文联的名义请诗文社全体人员到梅城采风。30年来，诗文社和《山稔花》越办越好，离不开振伯当初的“栽花”。

40年过去了，我早就悟到了振伯当年的“无情”:人生的路要凭真本事走，很多事如“塞翁失马”，祸福相依的。如果当初他写了这张条子，让我顺利地占上那个职位，肯定会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一种“任何事都可以用权力办成”的错觉，会在我的人生中埋下祸根。在此后40年间，我作为公务员，曾掌握有小小的管理权，但我从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这恐怕与振伯对我的影响有关系。

40年过去了，我也成了真正的作家，前后出版过9部著作，获得了作家职称。每当新作出版，我都会送给振伯，他总是照例说一句:，祝贺您!好好写吧。今年2月9日，我又带新作给他拜年，这次他吸着氧气跟我说了很多话，回忆他在老家带我打猎，我带他下水摸溪螺，还有他打游击在大埔马头山缴重机枪的往事。没想此次见面竟成永诀。

接到振伯西行的噩耗，我无法抑制心头的悲痛，座在家里默默地流了半个钟头的泪。晚上无法入睡，半夜爬起来，带泪写下了这段文字。写完，天亮了，我双手合十:振伯走好，人间还有大多的文章要你续写，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