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绝大多数人（这里专指人大代表立法委员）立足于当下时代背景，经过历史经验萃取、科学依据论断才“民主”制定的。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是义务的。但是法律不是，法律是强制执行的规则。道德是唯一框架，法律是变动规则。法律有它的合理性，也注定有它的不合理性。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完美。法律也需要“因地制宜”（统一中又有区分，主要指法律适用对象的不同），也需要不断调整进步。
法依理据，法不徇私，执法酌情。故，司法者、执法者的修养素质、价值理念及操守原则变为关键。有时候很难以有限不变的律力去仔细约束各种宽泛变动的社会情况，所以需要人为辩证的及时参与。法律本身是权威的，但如何“传法、执法、守法”却不仅仅是原则性问题，更涉及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
法律是政策的组成部分，一个好的政策方针出台，目的是给大多数人指明方向，带来好处。但如此也势必损害了少部分人的利益，只是多跟少的问题。所以，因为各种原因，法律的制定往往具有局限性。我们必须明白，它没有绝对公平。它永远只有相对公平。它的目的，就是规范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习惯。让大家做任何事情都尽可能有章程参照，处理任何问题都尽可能“有法可依。”所以，法律必须是权威的，否则它就失去意义。下面给出一个有关法律的故事给大家思考：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但却与当局统治相向，因而获罪。苏格拉底被判处有罪以后，他的学生已经为他打通所有关节，可以让他从狱中逃走。并且劝说他，判他有罪是不正义的。然而苏格拉底选择了慷慨走向刑场，视死如归。他的理由：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当法律失去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这不是悲剧的声音，这是一个智者在用生命诠释法律的真正含义——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只有法律树立了权威，才能有国家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存在。
我们时空网的名博张维耿老师对于法有更深的体会与参悟，日前他挂出了该篇《情，理，法》惹人深思。下面附上，仅供学习参考！
基于我们的文化历史传承，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时，人们讲究的是“情、理、法”。“情”排在上位，“理”排在中位 ，
“法”排在下位。法规的制定，是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之上。法规制定之后，本应严格执法。但处理一些大案时，人们总说要合情合理，却常常忽视了法的重要位置。
谈到情与法的关系，虽说法治社会，理当以法为先，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几千年形成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要做到处处讲法却甚是不易。所谓“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有时案子还没进门，打招呼、说情的就接踵而来了。这是许多司法人员普遍遇到的难题。有相当部分司法不公的案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摆不脱人情关系造成的。这就是所谓人情难却，情甚于法啊。
至于法与理的关系，也常常因为考虑到理的因素而未能严格执法。记得文革期间，有人告诉过我这样一个案例。说是有一爷孙俩的家庭，孙儿在念中学。有一回，孙儿离家出走，爷爷以为他是到外面大串连去了。过了一年多，孙儿提着大皮箱回家来了，里面装满了贵重的衣物，还有许多钱财。爷爷问孙儿这些财物怎么来的，孙儿如实告诉爷爷，说他参加了盗窃集团，是多次偷盗得来的。后来爷爷以庆祝孙儿回家为由，请亲友来家里吃酒席。酒后向大家宣告：“孙儿不肖在外参加盗窃集团，败坏了家风，令我十分气愤。刚才孙儿喝的酒放了毒药，我就代政府除害了。”孙儿死后，爷爷到公安局投案自首。爷爷犯了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判刑，但亲友们替他苦苦说理求情。为民除害，道理上说得过去，但孙儿罪不至死啊。最后结果是爷爷免于起诉，这就变成理盖过法，理大于法了。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理应把法放在上位，但我们的国情却有人治的传统。这是一个矛盾，解决的办法只有变人治为法治。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就拿投毒杀害惯偷孙儿的老人来说，他不属过失杀人，而是故意杀人，依法应予判刑，仅可从轻判处而已。在法治社会，只有严格执法，人们相互间才能够和谐相处，整个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达至长治久安。
张维耿（2017-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