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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在南口中学的日子里

立志：在南口中学的日子里

人生不能不立志。人如果没有志向，将一事无成。古人王守仁说：“诚以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生意将无从发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诚如所言，如不立志，犹如“植木无根”，难成气候。

立志要立大志，要有大的志向。诸葛亮在给他的外甥的信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惰，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不流矣！”

诸葛亮在这里提出了立志要高远的问题，并且作了很好的解释。

人的立志，我认为，既要从小而大，又要从大而小。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事情。其实，只要认真一想，这又是很具体的问题。

小时候，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视野不可能很开扩，所以立的志向从大人看来也是很小的。例如，小学毕业时可能立的志向是考取某某重点中学，进而是想考取某某重点大学。这是小志向。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后，人的生活经历广泛了，视界开扩了，他的志向也必高而远。

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出生在很偏僻的山村，土改时属于南口乡，现在是城北玉西管理区的淹坑村。1955年我小学毕业。那时，我们只能报考南口中学或程江中学。促使我立下志向的触发点是，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小学的楼上玩，那时正好下雨，大家便躲在楼上跟大人一道聊天。有一个小朋友问我准备报考哪间中学，我回答说考南口中学。谁知，村里一位长者居高临下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你也想读中学？”

我抬头看着他，只见他眼神里流露出轻蔑的神态，眼睛里闪出一道凶光。那时我家里穷，我母亲带我们兄弟三人，父亲在印尼，疏通音信，有钱人自然瞧不起我们了。但是，就是那个眼神，使我终生难忘。也是这个眼神，促使我下决心考好，我立誓一定要考取南口中学！也是这个眼神，在几十年后，我还在上海《文汇报》上写过一篇叫《瞬间》的文章，谈我那年一瞬间的感受引发我立下了志愿，发奋向上。这篇文章还在国内许多报刊文摘上转载。

这也许是我第一次立志，立的是小志。

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南口中学，读的好像是初一（2）班。班里的同学大多数都是从农村考来的。当时，我们在南口中学分校就读，在南口镇圩岗下的原安仁中学上课。学校很小，两层楼，呈“井”字型，从圩镇上走下来，就是二楼，然后再往下走，才是一楼。一楼像天井，很潮湿，很滑，天井里很多苔藓，左边有一棵杨桃树，终年开花结果。操场是在离校舍有一段路的小山岗脚下，全是黄土。操场旁边有跹秋，这是我们唯一的乐园。

当时我的班主任是熊锦英老师。她是语文老师。很巧的是，她也是南口益昌乡暂下村人，而我那时也住在暂下村舅舅陈载棠家里。这样我每天上学或放学时，常常碰得到锦英老师。记得她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陈瑜荷，小的叫陈瑜梅，都在初一（1）班，姐妹俩常常跟着锦英老师去上学或者一道回家。母女三人说说笑笑，我很羡慕。

因为我舅舅跟锦英老师家有亲戚关系，她对我也很关心，有时下课时我也会跟她们一道回家。但她毕竟是老师，再加上她的两个女儿，我与她们总是有点生疏感。

锦英老师教语文，教得生动，对字、词、句、篇的讲解也很认真。除背书或默写词汇外，她很着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我记得她常常把好的作文贴在学校二楼的过道墙壁上，每篇作文都用红笔批改过，并且写有评语，还在卷子左上方打分数，如80分、85分等等。那时，我记得我写过一篇作文，内容是写玉水火烧山时，乡长朱培旺带头救火的故事，结果得了得了80 多分，并且“贴堂”（即把作文贴到墙壁上供同学们阅读）。

那时，我从山里到了中学，开了眼界。班级里有的同学有很多书，尤其是连环画，叫我爱不释手。我的同桌叫杨干瑾，他常常带连环画来看，都是写古代的故事，像《二桃杀三士》《俞伯牙与钟子期》等等，我看了一本又一本，慢慢地引起我对文学的兴趣。

锦英老师有一次举行主题班会，主题是“谈谈我的理想”，具体说来，就是谈谈你将来想做什么。我记得，当时班上同学反应很热烈。有人说，将来要当女拖拉机手，像东北的女拖拉机手梁军那样；有人说将来要当白衣天使（即是医生或护士）；有人说将来要到工厂当工人，也有人说将来要当工程师。轮到我发言时，我郑重其事说，将来要当作家。全班大概就只有我一人说要当作家的，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那时觉得当作家是很了不起的。锦英老师听了后，用鼓励的目光看着我，笑着说：“好，好，阿滔珍想当作家，很好。”

锦英老师说的“滔珍”就是我。当时我的名字叫丘滔珍，此名用到复旦大学毕业。在“文化在革命”“破四旧”时，同学们纷纷改带有“四旧”色彩的名字，我因为名字有女孩子的色彩，也想改名字。当时因我大哥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改名叫丘山，我便为自己取了丘峰的名字，一来是和大哥的名字排列，有“山峰”之意；二来是取“攀登高峰”之意。但那时复旦大学是非常严格的，不能随意改名字，只好作罢。毕业后，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在报刊上写文章时便用了丘峰的笔名，结果在社交活动中，大家都只知道我叫丘峰，而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丘滔珍。于是我便正式改名为丘峰。直到现在，我的南中校友几乎没有人知丘峰是南中读书的。大约七、八年前，我在广州一家报纸上写了一篇叫《我的老师》的文章，里面写到我曾在南口中学读书，写到小学的许志光老师、初中的熊锦英老师和高中的潘连华老师。后来《梅州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结果住在我邻村长滩乡的熊品猛和邹连昌向我村里人打听，才知道丘峰就是当年的丘滔珍。今年，二月初，梅州市政府聘我为“发展战略顾问”时，南口中学张文恩校长等人特地到梅州迎宾馆看望从上海来的陈立侨教授时（他是南中毕业生），陈教授告知他们，丘峰也是南中校友，张校长才知道我的真实名字。这是题外话了。

再说锦英老师那次开的“谈志愿”的主题班会很成功，后来像我的小学同学邓香兰等人真的做了白衣战士，当然也有人当了工人。我记得那时，有叶布衣、陈燕庭、邹瑞强、余昌东、连昆发、熊品猛、邹连昌等人都发了言。这些同学中后来都没有联系了，至于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南中读初一时，教我们的老师中，有陈沐兴老师，他拉得一手小提琴，尤其是他拉的“淮河边，深秋天，家家户户洗衣忙……”到现在我还记得音调；他还组织合唱队，唱大合唱“布谷鸟”的歌，好像是捷克的歌曲，当时也很引人入胜；教算术的是蓝哲元老师，他讲过华罗庚的“堆垒数论”（大致是这个名字）的故事，他以名家的故事来启发学生发奋学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位很漂亮的音乐女老师教我们唱歌，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到初二时，我们搬到学校本部，那时有一位物理老师很幽默，上课时常常给我们朗读他的诗，好像有“三月杜鹃啼血红”之类的诗句，并且摇头晃脑地唱他的诗，弄得同学们都哈哈大笑，他也常常得意地自我欣赏。上课时，他常常向学生提问，他对回答得出问题的学生会很高兴地说：“对，一百分！”对回答不出问题的学生也会很高兴地点点头，说：“对——零分！”他那幽默的神态常常使我们捧腹大笑。不过，他教书也是很认真的，很能吸引人。我在他的物理课上打下良好的基础。我记得读初三时，我转学到梅县联合中学，那时我的物理在全班是最好中的一个，几乎每次考试都得一百分，所以当时教我们的侯聪庆老师对班级里的同学说，凡有不懂的同学可以找我问。这也是后话了。

在南口中学本部读初二时，我搬到学校旁的农民房里住，跟几个同学合租房子，日子是非常艰苦的。我们都是自己从家里挑柴、带米到学校蒸饭，或者自己烧饭，每星期六回家里带点咸菜、豆豉之类到学校里来吃一个星期，顿顿吃咸菜、豆豉或者从家里带来的葱炒盐，根本没有什么鱼和肉类甚至没有新鲜蔬菜吃，而那时粮食定量少，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不过，生活再艰苦，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志向。到了初三时，我转学到梅城的联合中学。那时，我仍然不懈地读书，并开始读《萌芽》《作品》《人民文学》之类的杂志，还读一些名著，我一心向我立下的志愿迈进。考高中时，我下决心考梅州中学，因为那里有潘连华老师，我是羡他的名而考梅州中学的。读高中时，我已经开始在《梅江报》《汕头日报》《羊城晚报》等发表文章了，当时《汕头日报》记者程贤章就是从读我的投稿中发现了我，把我的作品刊登在该报“韩江水”副刊上的。

后来考大学时，我下决心考复旦大学，并且相信自己能考取。1966年，果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是农村户口，每月口粮定量只有12斤谷，也就是等于7斤大米，一天能吃多少饭很容易就可以算出来。何况，那时终年吃不到一两肉、一两油！我硬是饿着肚皮读书的，常常吃点水煮蕃蓍叶、竹节草充饥。那时读书，常常饿得头昏眼花，浑身无力，为了理想，我更是在饥饿的煎熬下坚持下来了，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几十年后，我在上海工作，成家立业，事业上小有成就，还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常委。

1 995年11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我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中国作家的唯一代表。在大会上，我作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趋向的学术发言，并且回答了各国代表提的问题，受到各国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会后，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的报刊都相继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被称为“中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国内有些文摘报也作了转载。

2001年，也就是我到上海四十周年时，台湾《世界论坛报》发表一篇题为《四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长篇文章，介绍我在上海的奋斗情况，其中有一节的小标题是“赤脚走进上海的政协常委”，写的是我当年从梅县山村赤脚走进大上海的情形，读后真是感慨万千！

从南中的立志，到几十年后我真的当了作家，当了教授，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散文、理论等作品，出版了十多部著作，在国内外也获得了多个奖项，算是小有成绩，终于圆了我的作家梦。

我要说，我是由南中起步的，因为我是从南中开始立下志愿的。我不曾怠懈，一步一步向前走。回想起来，从小立志是很重要的。

作者简介：丘峰，原名丘滔珍，广东梅县人，1966年毕业于梅州中学，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66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花城》杂志社担任室主任、杂志社总编辑等，参加过国家重点工程《中国新文学大系》编纂工作并获国家级大奖。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教授。

丘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监事、广东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监察员等职。

丘峰是国内著名散文家、文艺评论家。曾代表中国作家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丘峰主要著作有文艺评论集《文学探踪录》《玟瑰园遐思》《文学的现代流向》《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研究》等，长篇小说《空降团里的女翻译》，中、短篇小说集《夏夜，上海滩》《当死神来临的时刻》，散文集《醉雀》《故乡门前的龙眼树》等。

丘峰的散文被选入大学和中小学教材，并曾多次在国内外获奖；他的文学评论曾在国内和美国、新加坡等国获奖。著名文学评论家陈鸣树、潘旭澜、吴中杰教授都对他的散文和文学理论作了高度评价。文艺界称他为集编辑、创作和文艺评论于一身的“三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