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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客家先民南迁与唐宋时期梅州的青瓷文化 一、客家先民南迁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梅州有人类居住至今约有4000年。这在我国的开发史上，还是比较早期的开发地域之一。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至南齐(479―502年)时，梅县从当时的海阳分出部分地方置县(时称程乡县)，隶属广州义安郡。魏晋之前，梅县基本是百越、畲瑶人的天下，他们在南粤东北山区休养生息，劳作耕耘，是地地道道的土著居民。 据胡希张、黄日芬、董励、张维耿共著的《客家风华客家源流》所述：赣、汀、梅三州及这三江流域在客家形成发展中各自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赣州和赣江流域是客家人形成的摇篮；汀州与汀江流域是客家先民初步转变为客家人之地：梅州及梅江流域是客家人最终形成、完善与兴旺发达之地。
冯秀珍教授的“客家人六次迁徙说” 记述：客家先民早在秦朝时就开始南来。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为进一步开发岭南．派屠睢、任嚣、赵佗带50万兵卒驻守，还下令将数十万名“罪人”发配到岭南。赵佗先为龙川县令，后为南越王。龙川的赵、韦、官、任四姓居民就是第一批进人龙川与当地土著族人杂居的中原人。 经专家考证，当时秦军在今五华县的华城镇附近筑有长乐台，而今遗址仍存。如此说明， 中原汉人在秦朝己到达梅州地区。 客家人的第一次迁徙是东晋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东晋初的“八王之乱”， 又称“永嘉之乱”，和随后的“五胡乱华”，即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侵扰中原，北方汉人因避乱而南迁。有些人弃官携眷南逃，故称为“衣冠南下”。他们渡过长江，大多落在江淮一带，至皖赣者为多。这次南迂，由于有着东晋政府的种种照顾政策，很快趋向于稳定，并一直保持了500年。在公元413年东晋年间。已有北方汉人到梅州的大埔县落居了。据大埔县志载。东晋义熙九年(413年)为安置北方移民设立义招县。据余蔚文编著《世界客属名贤程畋》所述：程畋的祖父和父亲曾在东晋曾做过官。他24岁赴京(建康城，今南京)应试，考取“中礼经魁”，25岁任“史学士”一职。刘宋末年，帝室内为争位而骨肉相残、道德沦丧，加上天灾不断及农民起义．他预感中原及首都周边，也将是大战乱之地，因此，辞官归隐。不久，他率领妻、子、媳及同族人等几百人南下，经过赣南，沿赣粤小道来到豪居(今广东省平远县仁居镇)。我们从1954年在梅城附近的大墓岌发现的晋墓和1980年在畲江新化发现的西晋墓之出土文物、1954年梅县附城北岗出土的西晋古墓砖等文化遗存，可寻到客家先民的踪迹。 客家人的第二次迁徙是唐末。俗传“未有梅州先有杨、古、b”。唐代，部分汉人陆续迁入程乡。据梅县《杨氏大宗世谱》记载：七十八世云岫，名耸，唐中和元年生于浙江，敕封朝议大夫，由进士官拜都御史出刺潮阳，官暇之日，于梅县水南里筑室建轩居住。又松口((fi-氏家谱》记载： 八十二世元泰，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探花及第，元泰之孙小九郎之子林岩，为浙江道，迁杭州府御史，元和间投籍程乡西角。 客家人的第三次迁徙是北宋末年。宋初， 中原地区多次出现自然灾害。后又由于金兵进攻中原，许多汉人继续南迁。此时梅州地旷人稀，居民以畲瑶为主，居住在福莲汀州和江西赣州一带的客家人陆续进入梅州。《邓氏族谱》载：九十四世志斋，号太乙，榜名文渊，南宋进士，历官广东提举司，后升授广东政司，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由福建宁化石壁禾15移居梅州程乡松15开基。《丘氏族谱》记载：七十四世文胜，字存心居士，南宋问由宁化石壁迁程乡西阳古田村开基。《叶氏族谱》记载：八十五世叶大经，汴梁人。 宋宝庆丙戌进士，历官二十余年，咸淳间升闽制置使。南宋德j；占二年，元兵大举下江南，宋之闽地建制有变．大经因年老致仕，行至梅州曾井(五马坊)落居。《黄氏渊源》记载：梅州开基始祖黄僚，原居福建宁化淮土乡，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登进士。初任大理寺丞，后擢升广东琼州太守，58岁时俸满归田，道经梅州，立宅居西厢五马坊水巷口。《崇正同人系谱》陈氏谱载：宋末， 中原士族纷纷南随帝室迁移，时有陈魁者，率其族众93人移居福建宁化、上杭等地。陈魁之曾孙孟二郎、孟三郎由闽迁粤之程乡。《钟氏族谱》载：九十二世友文、友武、友勇。友文、友武，宋英宗治平四年同登进士；友勇，宋神宗熙宁三年登进士。友武第二子钟理移梅州，后回长汀。友勇五世孙源禄， 由武平迁梅县白渡江南村开基。 《曾氏族谱》载：曾旧所传曾氏第五十世裕振之子天祯，于宋元之际从福建宁化石壁葛田村迁嘉应州(今梅县)嵩山堡竿头排立业。 唐代，程乡为潮州的属县，五代南汉期间，经过刘汉的积极经营，加上大量汉族的南迁，增加了不少人力物力。刘晟乾和三年即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于程乡置敬州官，领程乡一县。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灭南汉，改敬州为梅州，仍领程乡一县。北宋《太平寰宇记》载，梅州有主户1201户，客户367户，合计1568户(太平兴国四年至雍熙四年的户数)。据《元丰九域志》记载，(神宗三年)梅州有主户5779户，客户6548户，共12327户．客户占53％ ．与太平兴国四年相距100年左右，而人户增加已达7倍之多，并且客户已超过主户。梅州的客家人已多于本地土著。 南迁汉人即客家先民，他们从中原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梅州志》载“从北方辗转南迁的客家先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客家先民中间不乏经验丰富的老农，有经营有方的商人，身怀绝技的工匠，满腹经文的书生，亦有腰缠万贯的富豪；他们甚至怀着书卷、携带谋生的工具：箭弩、渔网、镰刀、锄头而南迁；这一新型劳动者集体的到来和发展壮大，从本质上改变了粤东北山区的生产水平．促进了当地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梅州客家陶瓷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溯源本应晋代。晋朝起古梅州就有中原南迁汉人进入，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制瓷技艺。梅州晋墓屡屡出土青瓷陪葬品。中原南迁汉人带来的制瓷技艺在古梅州地区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梅州陶瓷文化起源锁定在有据可考的唐代的水车窑。 二、促使水车窑发展的原因与唐代的历史文化有关 水车窑文化与盛唐中原瓷文化一脉相承。水车窑器物外形色彩绚丽，器形大而内质比较古朴．多为生活必需用具。2O世纪八十年代出土的水车窑古青瓷主要有唐代的碗、碟、罐、砚等4O多个品种，其中的精品有四系罐、八兽足砚、双鱼罐、把壶等。2008年， 四系罐被中央电视台《寻宝》活动评定为“民间国宝”。 华夏陶瓷文化博大精深，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形成和内涵。唐朝是我国海上“陶瓷之路”形成时期，广州港是当时最大港。陶瓷贸易的繁荣．为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的陶瓷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唐代广东地区的外销瓷生产基地，正是依托广州、潮州两个港口而发展起来的。潮州当时是广东第二大城市，经济繁荣，商贸发达，在依仗港口之利和盛唐中国海外贸易发达之优势而发展外销瓷业。因得水路交通、邻近潮州港之利的梅县水车窑外销瓷业亦抓住机遇应时而生。 唐朝中期是水车窑走向兴盛的时期，其先进制瓷工艺和瓷器的品质几乎与同时期全国最著名的窑业处于同一水平．领先于广东各地窑场，为唐时广东制瓷之最，创造了古梅州制瓷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出口外销瓷最繁荣的辉煌历史。 继水车窑之后。瑶上窑、南口窑、大埔窑相继脱颖而出。2010年2月4日《梅州日报》报道，梅县松口镇磨坊村发现宋代古瓷窑。 水车窑的发展有多方面的条件。梅县水车位于梅东边，通过梅江可达潮州。水车窑地处韩江上游的梅江河畔，粤东山区的瓷土、柴薪、水等资源非常丰富。水车窑制瓷匠人多为南迁汉人．即客家先民，他们从中原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包括制瓷技艺。这就为水车窑生产外销瓷提供了最根本的智力因素和技术基础。还有取材十分方便，劳动力工价又低。同时，水车窑匠人又得潮州窑艺之启发和善于吸取借鉴海外制艺之经验以及金银等器之造型，渐次形成了自己的瓷艺风格，所产外销瓷大受海外市场欢迎和客户的高度评价。这些是为水车窑瓷器的生产和产品销售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经国家、省、市考古工作者挖掘考证的梅县水车窑，是唐代古梅州青瓷手工业一段辉煌历史的记录。梅县水车窑所制青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察，均典型地反映了盛唐的风格，品种多样，造型丰富，位居广东地区首位。冯先铭先生称“在已发现的广东地区唐代青瓷窑中以质量精，造型丰富而名列首位。”曾广亿先生评价“梅县窑产青釉器极精美，达到了似玉的要求。”有关水车窑瓷器外销的史实，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编著的《简明陶瓷词典．夕 销瓷》所述： “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我国瓷器已输出国外。今朝鲜、日本、埃及、巴基斯坦、伊拉克、泰国等地， 已出土的有唐代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广东梅县窑及唐三彩标本。”1991年，冯先铭先生在日本学术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陶瓷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报告，论及“梅县窑在已发现的广东地区唐代青瓷中以质量精、造型丰富而名列首位。考古专家对水车窑外销瓷的产生发展及国外出土水车窑瓷片等现况的考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水车窑在唐代梅县生产制作外销瓷并以此为贸易商品销往东南亚国家的史实。 三、唐代水车窑与世界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 既有生产，必有经销。国内外考古的出土实物。水车窑人雄厚的技术优势．以及水车窑外销贸易瓷的品种风格等等迹象充分表明，水车窑外销瓷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古梅州对外贸易的新纪元。 唐朝，广州港是中国对外通商贸易的最大的港口，史上的“海上陶瓷之路”，是广州开始的。在广东的第二大城市潮州府，亦有一个仅次于广州港的潮州港，它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繁荣程度亦仅次于广州。据《全唐文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记载，唐德宗时，潮州已有‘波斯、古暹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从事贸易活动? ? 近年文物普查，在汕头澄海县凤岭古港和程美古港遗址发现有大船桅、大缆绳，并散布有众多的宋代瓷片，都反映了唐宋时期外国商人到潮州贸易和瓷器在潮州港输出的事实。梅县水车窑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远销到泰国、日本等亚洲一些国家，上述国家均出土过梅县窑产品。 比邻潮州港的梅县，发挥水路交通之地利。 在唐朝建立起水车窑瓷业。专事生产青瓷。并成为广东生产外销瓷的基地。 古梅州的华侨史是伴随着对贸易史的产生而产生的。梅州客家人出南洋、过番谋生的历史。 即梅州华侨史应是随水车窑外销瓷的诞生而开始的。梅县商人借经营外销瓷之机，出外谋求发展。 古时出口海外之陶瓷商品。并非完全是在海港交易，卖给外国人集装外运。从潮州、澄海等古港出水的古代木船、缆绳、桅杆、瓷器、瓷片可以看出，唐代有大量的国内船舶运载陶瓷等商品出国倾销。当时的商品经济不那么发达，商品流通的渠道不像现在那么复杂。那时的生产者就是经销者。生产外销瓷的水车窑人出国经商是顺理成章的事；开始时以经营陶瓷商品为主。尔后渐次发展各业；这些出国经销陶瓷商品并在当地留驻下来的商人，无疑便是华侨的前身。水车窑的这一历史贡献，使古梅州在唐代就开始了与世界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并使梅州早期的客家文化吸收和融人了西亚、南洋岛国的异域文明。这一历史现象，既符合古代对外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又与客家人“四海为家”、 “特立卓行” 的精神内质是相吻合的。 四、梅县水车窑退出瓷业行列的原因 梅县水车窑萌发于南北朝― ― 唐朝早期。盛于唐朝中期，萎缩于宋初，历时约400年。随着宋王朝的建立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据谢映明著《南国青瓷水车窑》所述，水车窑退出瓷业行列有如下原因： 广东各窑的产品均汇集广州，一批批运往国外销售。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广东各地的陶瓷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广州市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凭借良好的港口条件，发达的经济基础，大量网集工匠人才；在西村建立起陶瓷生产基地，专事生产外销陶瓷，成为广东宋朝的陶瓷业领头军。陶瓷商品的高额利润，使唐朝已有一定基础的潮州窑继续发挥港口所在地的优势．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改造和广招人才的措施。使之发展成为广东宋朝的瓷都。由于陶瓷生产重心偏移．水车窑业日落西山，工匠人才纷纷流向瓷业发达的地区。 大埔窑是古梅州客家陶瓷文化传承“接力”的最后一站，一直持续至今。大埔窑因其本地瓷土资源优质且丰富、又临梅江、与潮州古港通商比之水车窑几乎缩短了一半的水路．条件非常优越，故后来成为梅州的瓷都。地处梅江上游的水车窑是竞争不过大埔窑的。 梅县(原程乡县)建制的改变，虽然是小小的建置改动，却对梅县水车窑瓷业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由于原属潮州隶辖的梅县改为广南东路，原同属潮州隶辖的水车窑瓷业即被排出。宋代潮州瓷业布局发展时，已将水车窑踢出局外，由此扼杀了一代名窑，造成了广东瓷史上永远的遗憾。 大埔窑是古梅州客家陶瓷文化传承“接力”的最后一站，一直持续至今。大埔窑因其本地瓷土资源优质且丰富、又临梅江、与潮州古港通商比之水车窑几乎缩短了一半的水路．条件非常优越，故后来成为梅州的瓷都。地处梅江上游的水车窑是竞争不过大埔窑的。 梅县(原程乡县)建制的改变，虽然是小小的建置改动，却对梅县水车窑瓷业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由于原属潮州隶辖的梅县改为广南东路，原同属潮州隶辖的水车窑瓷业即被排出。宋代潮州瓷业布局发展时，已将水车窑踢出局外，由此扼杀了一代名窑，造成了广东瓷史上永远的遗憾。 结束语 客家先民南迁，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古代梅州的经济发展，推进了当地青釉器的发展。梅州在唐代就开始了与世界经济文化的沟通交流，把梅州早期的客家文化吸收和融人了西亚．南洋岛国的异域文明。水车窑开辟了古梅州对外贸易的新纪元。这一历史现象，既符合古代对外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又与客家人“四海为家”、 “特立卓行” 的精神内质是相吻合的。（作者：客瓷） 搜索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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