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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中學耆者校友共勉東山中學耆者校友共勉 葬我於東山之上兮 魂在東 葬我於西山之上兮 魄歸東 葬我於北山之上兮 精過東 葬我于南山之上兮 神立東 魂魄永東 精神遠東。 1961級（4）班學生丘立才 附： 求学于饥饿的东山岁月
东山中学广州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丘立才
当今中国食品普遍存在着有毒素的时候，网络上网友用《走进了新时代》的曲调，改换了歌词，庆幸着没有被毒死、被毒坏：“总想对你表白，三聚氰胺对人体无害，总想对你倾诉，地沟油作美味饭菜，千锤百炼的中国人，百毒不侵走进新食代。啊！我们百毒不侵，走进了新食代。我们吃着苏丹红，药浸龙虾红起来，我们啃着染色的馒头，瘦肉精猪肉端上来。 勤劳勇敢的生意人，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再接再厉皮鞋抗癌 ，走进新食代。 长征路上，老班长把最后一块皮鞋让给了一个虚弱的小战士，自己却装作吃的很饱的样子。看着小战士嚼着皮鞋，老班长心想：等解放了，一定要让全国人民吃上皮鞋。改革开放后，小兵成为了著名企业家，完成了他对老班长的承诺。” 这让我回想起半个世纪以前，中国食品普遍存在着非常匮乏的时候，我当时正求学于东山中学高中阶段，人虽有饿坏，但还是庆幸没有被饿死。我是在饥饿高潮的1961年考上东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的，1964年以身高在全班全级中最矮的一名学生离开东山中学的。 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乱砍乱伐，所以1961年的特大洪水把我美丽的家乡梅县白宫镇冲成了废墟，刚考上东中的第一周，东中学生便停课步行前往救灾。我们班的同学都住在白宫镇阁公岭爱庐的楼板上，在白宫圩镇清污泥，打扫灾后卫生等，这是进入东中的第一课。在东中读书三年，尤其在东山大道的榕树头旁边有煤站和盐仓，一遇洪水淹漫，紧急地抢救煤盐的主力军自然便是东中学生了。抢搬煤炭虽累重且污黑，然比抢搬食盐好多了，因为盐会把脚醃渍得痛苦难受。或芹菜洋筑堤，或长江岌种树，或扶大挖沟，……床下一定要有锄头、畚箕、扁担等劳动工具。当时梅县城唯一的公园是东较场公园，公园里的湖是我们东中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挖出来的。听说学生劳动政府便有大米补助，为了有饭吃，我们宁可多劳动，但口头还是说响应党的号召。当时的梅县政府，是把学生看作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然而，东中学生总是想，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对没有错。有时有点牢骚，便以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先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自我安慰。当时的东山中学运动场所马蹄形球场，也是我等学生们用锄头开挖整理出来的，由于马蹄形球场太小，未能适应众多的学生锻炼，于是在第二宿舎后再开辟第二个运动操场，由于牛肝土多且硬，学生们花的时间和力气就要大得多了。 自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彭德怀右倾之后，国民经济真的走向崩溃。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刘少奇还说，“在历史上，这死了人可是要上书的，就是说对历史要负责啊。”全国饿死的人数有说是3800万，真正准确的数字，官方未曾公布。我的伯父就在那时饿成水肿病而去世的。我记得，他经常煑南瓜花来吃，我在旁也饿得流口水，他曾挟一朵无油缺盐的南瓜花给我吃，我觉得挺甜。他长期吃这些和马齿苋等野菜，不久便得水肿病而离世。要感谢当时的社会没有饿死我，也没有饿死东中学生。过去东中师生都认为经济困难的原因，自然界是连续三年的天灾，国际上是苏修的逼债。从刘少奇讲话才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若干年后才知并非苏修逼债，而是毛泽东要争气，本来按合同15年还清的债，毛却硬要5年还清。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曾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毛泽东为了当世界领袖，造成了不少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 在全国这种情形下，东中师生饿着肚子劳动、上课，也就非常正常的了。整个校园都是种救命作物的场地，一直种到大东岩背的山上。学校发动师生们生产自救，种蕃薯、种杂粮、种蔬菜，经过努力，整个东山岌都种上了东西，蔬菜基本上能自给。东中总务处的宪伯老人家，把食三餐改为两餐，饥饿时练书法以度时光，让学生感动。我们农村学生缴交些小粮食，政府给予补贴。有时就连些小粮食也缴交不起。学生饭堂的饭钵里蒸的饭，大半是蕃薯干或木薯干，有时在少得可怜的米里还加些发酵粉去，蒸出的“饭”似乎多了起来，以此骗肚子。人世间什么能进口吃的，都塞进了口去。香蕉树头，木瓜树芯，乃至将禾秆稻草磨成粉，沉淀下的白色东西，也是美味的羹。地上长着青叶子嫰的东西，都是进口好食物。东中饭堂的菜是没有油的，有时连菜也没有，是酱油加粗盐煑水后淋到“饭”上去，酱油是用龙眼核等磨成粉加工酿制的。有时纯粹是炒了一点盐，有点味道而已。有时同学晚上饿得睡不着觉，半夜到宿舎外香蕉树下煲稀饭，没有柴，便将长满臭虫的碌架床板破来当柴烧，结果被老师发现了，收缴了饭煲，大家为之可惜。我是饿着肚子读完东中三年的，营养不良，发育不全，全级最矮的个子。那时根本就没有奖学金。我只能靠勤工俭学读完东中三年，李泉隆校长和总务处李根祥老师批准我寒暑假留校，给老师看守房间，给学生看守宿舎，打扫校园，淋菜、淋花，做煤球，从周溪河挑沙石到东山岌筑围墙，报酬是每天8角钱。春节大年三十，整个东山岌上就只我一人，先查看各个教室、宿舎后，将住在第二宿舎走廊灯全打开，关紧大门后便在灯下看书，直至鞭炮鸣响。此事曾在《东中校刊》复刊6期“我在东中”的《有今天能不忆东山》一文略作记述。 最近，检翻旧书和旧资料，查获到我的《广东省中等学校毕业证书》：“学生丘立才是广东省梅县人，现年十八岁在本校高中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广东东山中学学校校长李甦仁、李泉隆。1964年7月。”盖着梅县教育局和东山中学的印章。毕业证书后记载着我东山中学三年的成绩：“高一，语文4、代数3、几何4、政治3、历史3、生物3、物理4、化学4、俄文3、体育4；高二，语文4、代数4、三角4、政治4、物理4、化学4、俄文5、体育4；高三，语文85、代数82、几何83、政治88、物理80、化学85、俄文90、体育80。”高中一、二年级以苏联学制记分五分制，高一时因初中在西阳中学就读，教学毕竟与东山中学有距离，入学后必须有一段适应的过程。高二就全部学科4分以上，称之为全红生。高三也全部80分以上，也是全红生。要夺取全红生，对我来说最艰难的功课就是体育科了。由于饥饿岁月，肚子无法填饱，身体没有发育长高，体育科项目中的跑、跳、掷、球类等，总是挣不到高分，只有在垫上运动和高低杠上尽力去拉高，以期达到成绩全红的目的。 求学于饥饿的东山岁月，求学热情和兴趣始终未减。我从小的兴趣就是语文课，与文为朋，以字为侣，一生心血也化为文字，这都得益于东山中学的语文老师。高一时的语文是李保祥老师所教，他刚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出来，才华横溢，充满着青春活力，又是我白宫人，有时星期六回家、星期天返校还会与他一起步行，因而与他的关系密切。他告诉我学习语文的基本功就要把握好每个字的形、音、义，这使我终生受用。保祥老师对我厚爱有加，也引起了其他同学的嫉妒与羡慕。高二时语文是幸立鸣老师所教，幸老师年纪较大，是兴宁人，发音常带兴宁话的口音，语文课讲课很流利，熟悉许多典故，深受同学欢迎。有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演出晚会，他独自一个节目为讲笑话，记得是说某人餐后用牙签挑牙齿，竟能挑出几斤肉来，这笑话很解饥饿岁月时人们的馋。因为幸立鸣老师和我共同拥有一个“立”字，师为立鸣，生为立才，莫非是兄弟，心理距离自然也就拉近了。高三时语文赖秉强老师讲《屈原列传》最后一段：“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景差的“差”读成cuō，在此之前，我一直读chā，考上大学后老师在讲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时也将景差的“差”读成chā。直到1981年6月29日和我研究生导师一起去北京大学校园拜访语文大师王力教授时，以此向他请教，才得知正确读音是赖秉强老师的读音为cuō。从此，对“羊、工”构成的“差”字，终生思考，写出过许多文章，并努力实践，尽量做到在阳间工作不至于太差，就必须不断对工作问题进行切磋。 我在东山中学读书时，我心目中的语文最高权威教师是曾逸山老师。他也在教高三年级，可惜未有教我的高三丁班。他的古典诗词无论是教学和创作，学校中都是最出名的，好像是高级教师，经济困难时另配有油米特殊照顾的。记得学校所有庆祝活动的对联皆出自其手，1963年庆祝母校诞辰50周年，东山书院门口贴的联：“门墙五十，桃李万千”，便是出于曾逸山老师之手。我很欣赏对联中名词对名词，数词对数词，对得如此之工整、贴切、自然。曾逸山老师住在马蹄形球场水井边上的房子，我常抽空去向他请教，他不因我不是他教班级的学生而拒绝，非常热心地赐教于我。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聆听周恩来、邓颖超来梅演讲，也曾到过印度，在国民政府军队当过文秘，跟从部队追赶过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基本上一辈子从事语文的教学事业，是一位传奇式的语文老师。他的古文诗词造诣之深，东中教师无出其右，绝对是东山的语文权威。听说文革之初他和饶鸿彦、梁柳生三位老师，便被打成东山校园的“三家村”而遭到批斗，那是正常不过的事了。 我求学于饥饿的东山岁月，如饥似渴地乞求知识食物，特别是语文的知识食物。可以说，东山的文气我吸了，东山的才魂我得了，于是我存活了，我精神了。我感恩东山，我与东山同在！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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